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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意犹未尽春节过，无可奈何把家别。告别春节的热情，回归工作的冷静，生物钟还没有从节前的紧张状态调整放松，就又开始惯性地紧张起来。

　　打算节后第一天上班睡个懒觉，想想公司的打卡机，心里是不是莫名的难受起来？没关系，暂且把不愉快搁一边，今天来聊一聊打卡上班这事在古代又是一种怎样的讲究。

　　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，首先要了解古代是怎么上班的，现在人基本遵循“朝九晚五”的上班制度，也就是早上九点去上班，一般下午五点下班回家。

中国人乘车上班的历史十分悠久。现代的上班族上班一般乘公交、挤地铁；而在古代，上班族虽也多是乘车上班；但在交通工具上还是颇为讲究，上班所乘之车，要有档次之分，且要求与身份相称。

　　比如汉代，工资在六百石以上官员可以将供遮蔽用的左轓漆成红色。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左右两轓均漆成红色。老百姓的车顶盖只能用青布盖，千石以上的高官才可以使用绸缎这样的精美面料制作车盖。

　　在唐宋以后提倡骑马上班，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乘车。当时骑马上班和如今骑自行车、电瓶车上班一样，在唐宋的街头很常见，一直到明清都这样。

　　明清时期更为流行的坐轿子上班，也是从唐宋时期开始的。但坐轿子上班，一般以文职官员和年长者为主，武官一般骑马，以保持尚武精神。

　　这也是“文官坐轿，武官骑马”的由来。但文官也不是谁都可以坐轿子的，在明代得三品以上，三品下官员还是要骑马上班，即所谓“三品乘轿，四品骑马”一说。

　　古代上班同样有不同的叫法，到公堂衙门上班的叫“上衙”、“衙参”、“上值”；中央高级官员去皇宫上班开会的叫“上朝”、“朝参”。

　　与此相对应的，下班则有“散衙”、“放衙”、“散值”、“散朝”、“退朝”、“放班”等多种叫法。

　　后面说到古代上班时间就有些悲催，《诗经·齐风·鸡鸣》这么说，“鸡既鸣矣，朝既盈矣，东方明矣，朝既昌矣”，意思是“公鸡已经开始打鸣了，太阳也升起来了，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”。

　　《诗经》的这段对话描述的就是古人上班的情形，可见从春秋时代开始，古人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班，公鸡打鸣的时间一般为早上五点，按照地支的顺序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卯时，官员们上朝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点人数，所以古代上班打卡就叫“点卯”。

　　五点就要上班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恐怖，但古代都严格执行早起上班的制度，早起在古代也属于一门必修课。

　　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奋，雍正四点就要爬起来，天天上早朝基本上靠毅力，不过遇到比较懒的皇帝，比如明神宗这种三十年来不早朝的主，国家能运作下来也是靠运气了。

　　皇帝一般都住在宫里，起个早还不算什么，遇到居住地离上班地太远的大臣，上班那就更遭罪了，很不幸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么一位苦逼的公务员。

　　白居易29岁就开始了“西漂”，在长安城当公务员，一开始买不起房子，就在长安的渭南租了一套，因为上班的地方太远，每天上班都很辛苦。

　　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，名字就叫《晚归早出》，“筋力年年减，风光日日新。退衙归逼夜，拜表出侵晨。何处台无月，谁家池不春。莫言无胜地，自是少闲人。坐厌推囚案，行嫌引马尘。几时辞府印，却作自由身？”

　　堂堂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上班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班迟到遭受的惩罚非常严重，现代人上班迟到顶多被领导骂一顿扣工资，但这事搁古代却非同小可。

　　《唐律疏议·职制五》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规定的：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，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，每再满三天加一等，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，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。
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上班迟到也算缺勤，就白居易这文人的身板，迟到一次估计要在家躺半个月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宁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意迟到。

　　挨板子还只是小惩戒，历朝历代对迟到、早退以及缺勤等懒散行为都有严苛的惩罚措施，轻者扣工资、重则坐牢。

　　古人的假日综合症要比现代人轻很多，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：第一是诱惑不多，无需为了数不完的活动和聚会付出精力，一大家子坐在桌前吃完饭喝杯水基本就可以吹灯睡觉，顶多陪邻居老王玩一局象棋；第二是古人大多自律性强，按时吃饭睡觉，按时上厕所蹲坑，不会经常性地处理突发情况扰乱生物钟。

　　至于古人应对假日综合症的手段也很好理解——后果太严重，得不偿失！

　　常规假日之后都必须要销假，如若不然轻则扣俸禄，重则丢官罢职，更不用提年节假日。同时朝廷的公务员工作压力大，环境还复杂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，每一步如履薄冰，放假就好好休息，上班就全力以赴，谁也不知道工作上一个小小失误是否会将自己打入十八层地狱，这样代价承受不起，自然没时间去顾及假日综合症究竟是什么。

　　至于市井中的商贾农民，每一天都在为了养家糊口而努力，节假日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价值，于是假日综合症便被生活的艰辛硬生生地挤走了。